2023年3月20日，围绕“中华法系的法学传承与文学表现”话题，关于小说《天圣令》的研讨会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举行。会上，著名作家、编剧、小说《天圣令》作者蒋胜男和多位与会高校学者一同分享关于创作的诸多思考。

蒋胜男认为，一部小说里应该“可以看小故事，也可以看大时代”，因此小说《天圣令》也从最初的传记化写作过渡到对一个时代的整体描摹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将法律文献材料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，实现了中华法系传承与文学体现的一次破圈相逢。

“可以看小故事，也可以看大时代”

细数蒋胜男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芈月传》《燕云台》《铁血胭脂》等等，可以看出她善于书写那些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人物。在小说《天圣令》中，蒋胜男将笔尖对准北宋章献明肃皇后刘娥。

小说《天圣令》讲述了刘娥的个体成长和跌宕起伏的命运，揭示出北宋初期的政治风云和社会万象。这部小说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“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”，获得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好小说称号。

据蒋胜男回顾，小说《天圣令》的创作最早始于2003年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“狸猫换太子”故事中，刘娥几乎是一个反派形象，而她希望写一部人物传记来展现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、正面的刘娥。

在创作小说《天圣令》的过程中，蒋胜男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她注意到，刘娥执政时期颁布了第一部真正属于宋代的令典《天圣令》，这部令典一定程度促进了宋代社会的繁荣兴盛，也折射出宋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。

蒋胜男希望在这部小说里“可以看小故事，也可以看大时代”，因此小说从最初的传记化写作过渡到对一个时代的整体描摹，并终于定名为《天圣令》。

2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副教授、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乌兰其木格称，小说《天圣令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位立体而鲜活的女性政治家刘娥，意识到女性在中国的法典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，并彰显出独特的两性观和女性意识，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男权历史的偏颇。

除了文学技法的不断探索，蒋胜男还分享多年创作历史小说沉淀的思考。她谈到，希望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作出的选择和造成的结果，引发人们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深度思考。

站在历史和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人们，要怎样作出正确的选择，找到属于民族、属于个体的出路？在这个流动的时代中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，受到不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熏陶的各国人民如何能够互相理解，实现共赢？这些问题长久地萦绕在蒋胜男的头脑中，她期望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发掘和重铸，打破历史只是成功者的单维叙事，以多元化的视角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，进而引发读者对大变局时代的思考。

“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，可以照见彼此，也能够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让生活在此刻的人反省自我和重新思索。”蒋胜男说道。

文学与法律之间是“兄弟关系”

某种意义上，小说《天圣令》出版是中华法系传承与文学体现的一次破圈相逢。如何理解文学与法律的关系，也成了当天论坛的焦点话题。

据了解，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，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，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。《天圣令》是唯一一部传世的唐宋时期令典，也是中华法系传承的重要实证，但长期以来湮没无闻，国内所知者极少，直到1998年才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先生偶然发现。

乌兰其木格谈到，小说《天圣令》将法律文献材料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，采用一种跨界和融合的写作路径，具有前沿性和启发性。作家应该尊重历史，以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严肃态度写作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程郁缀指出，法律和文学的关系由来已久。比如陈寅恪先生的《柳如是别传》《莺莺传》等作品，即是把情理、法理和诗歌结合起来的写作。此外，学者朱苏力也曾出版《法律与文学》一书，从法律角度研究《窦娥冤》等案例。因此程郁缀认为，法律与文学的理论研究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。

当谈及文学与法律的关系时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马季将二者称为“兄弟关系”。

马季认为，法律是硬性规定和范围的框定，而文学总是要探索各种边界，人性的边界、思想的边界、行为的边界。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物会令人印象深刻，中规中矩、畏首畏尾的人物则不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文学一“出界”就有法律“警示”作用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法律与文学间的关系是魅性和错综复杂的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一则将话题进一步延伸，他谈到文艺作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，不仅不亚于严肃的历史著作，甚至可以说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学术作品的影响力。

他举例称，中国人对于三国历史的记忆几乎全部来自《三国演义》而非《三国志》。“严肃的学术研究受到材料的局限，解释力受限，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发生缘由无法通过史料和研究去还原；但文学艺术可以凭借合理的想象和虚构，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。”

在王帅一看来，小说《天圣令》既宣扬了中华法系的重要令典，又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合理的艺术想象，给读者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解释，其对人性的剖析也有利于促进历史研究和法学研究的新进展。